俞敏洪：我一直都是俞敏洪

我要是不办教育多买地，我早就是‘地王’了。”在新东方大楼的电梯里，俞敏洪跟我们说。他对做了14年的英语培训教育及将来可能的私立大学一往情深。 　　“Vision(愿景)、Mission(使命)、Passion(激情)、Compassion(同情)”，在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里，俞老师随手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单词——这是他发明的独特记忆法，以配合摄影师拍照。“我早不讲英语了，那不是大材小用吗？我现在给学生讲的是人生。” 　　“今天新东方股价都86美元了。”我们试图提醒他的企业家身份，可他轻描淡写，“不管涨到一百美元还是跌到一美元，新东方都照做，股价跟我想做的事没关系。”这位“留学教父”跟华尔街打交道不仅有语言便利，而且极具心理优势：“我跟他们说下季度新东方可能要亏损了，谁让你们把钱都投给我的竞争对手，我必须扩张、应对……华尔街很无情，有奶就是娘，但有人性，讲理可以沟通。” 　　采访当天，俞敏洪上午去体检了，“一年半没体检了，这两个月我特别累……我就担心为了钱，结果弄得半死不活，最后医生一检查说你只能活两个月了，前半辈子不就白干了吗？”还好，是亚健康。下午回到公司后，他接待完几拨来访者，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财富观、角色转型及对商业的理解。晚上，他要去人民大学演讲——除了“GRE红宝书”，俞敏洪还写了若干“心灵鸡汤”式的书，而且平均一年做100多场大学演讲。 　　“我不是什么青年导师，李开复同志才是。”他说，“我自己还没活出个人样呢。” 　　我得说，俞老师，您太谦虚了。俞老师一向是个善于“示弱”的人：被北大处分、被老婆骂“窝囊废”、大学同学笑他“农民”的故事广为流传，但他其实是一块“坚果”，你很难真正触及他的内心，他“把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”也是北大的传统，他被“老师还是老板”的身份纠缠着，却辩称这是个伪问题。 　　也许，我的编辑问他“你一直都是俞敏洪吗？”一下子戳到了他的心坎。他爽快地肯定了，“从小到大，我有一些本质没有变过，比较坚忍不拔、做事认真、不怕吃苦、一些道德上的底线从来没有破过。”这话不假。俞老师一度搞不定自己的老妈，几乎遭遇公司危机。上市之后，老人家把心放在肚子里，逐渐丧失了斗志，俞老师在新东方大楼的5层给老妈安排了一间小卖部——这哪里是小卖部，分明是个象征物嘛。 　　我从没为有钱烦恼过 　　那天(2006年9月7日)上午在纽交所上市，下午我就跑到纽约的哈德森河边上坐了好几个小时，我开始迷茫。一个是新东方未来怎么做？我知道上市以后，每年要求大量的增长，不管是利润、收入还是学生人数。可我在新东方做的是一种精神、一种文化、一种教学质量，两者某种意义上是有矛盾的，你上升快了，教学质量有可能就被稀释掉。第二个迷茫，当时新东方上市15块钱一股，其实也没多少钱。整个新东方大盘子才几亿美元，我个人几千万美元。当然这在老百姓心目中算大钱了，但是想想李彦宏他们上市，一上去就是几十亿美元的身价，自己什么都不是。 　　坦率地说，我上市以后一点都没高兴过。有人因为上市突然间号啕大哭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我一点没有这个感觉。像李彦宏他们，听说有人为了找到公司运行下去的资金都快要死掉的状态——李彦宏是新东方的独立董事，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交流，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比我更加牛。他要不激动，我就觉得是很奇怪的事情。 　　可我从来没有经历这么大的飞跃。从1993、1994年，其实我就应该算是一个有钱人，当时就有几十万上百万，生活状态各方面基本是和现在持平的。那种艰苦创业一夜暴富的强大冲击对我是没有的。对于新东方来说，上市以前就有两三亿人民币的学生预收款在账上，所以我要是号啕大哭就有点装模装样了。你没有那个感觉就是没有那个感觉。 　　当然我也希望跟李嘉诚一样有钱，但是我不会羡慕他，不会心里不平衡。因为你这一辈子怎么做也不一定能达到他们那个水平。中国俗话说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我比下不知余了多少了。人只要跟自己比就可以了，比起当初北大住地下室，每个月拿个100块钱，连饭都买不起的情况，你现在都到了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惟有继续努力而已。 　　你知道，有钱是做不到心灵自由的。如果你用得不恰到好处的话，还会限制人身自由。坦率地说，我确实看到一些负面的状况：有钱了就不愿意干活了，就失去了做事情的动力和目标，心灵反而空虚。这样一来，就增加了另外一种状态，想显示自己有社会地位，有钱，就会无端地花钱炫耀，买高级车、买大房子等等。我觉得这些都是有钱带来的误导。 　　我个人认为我自己做得还是恰到好处的。我从来没有为有钱烦恼过，因为我始终觉得我的钱不够。我平均每天20块钱的饭，也不穿名牌衣服。我首先要为家庭留足够的、合理的钱，包括我买书的钱、吃饭的钱，万一失去劳动能力还能活下去的钱。除此之外，我要做的事情就变得特别简单，我就做两件事情。 　　第一件事情，如果我发现我身边有贫困的孩子们需要上学经费的，我就提供一点，主要是针对大学生。上市以后，我在香港成立了一个中国学生慈善基金，委托专门的银行、人、信托机构在做；内地方面，我们和团中央、教育部也合作成立了两个慈善基金。 　　第二个要做的，就是我一心一意想办一所非盈利性的私立大学。这是我从北大出来就有的心愿。当时做新东方的时候，其实是想把新东方做成这样的一个大学的，但是慢慢做成了一个商业化的教育机构，办私立大学的梦想有一段时间丧失掉了。但是后来新东方上市以后发展比较不错，国外的资本也比较追捧，现在重新又捡回了这个话题。如果我真能够把我在新东方拥有的股票换成现金的话，那还是有可能建起一所比较小型的私立大学。我的目标就是3000、4000个学生，每年招800-1000个学生，做人文科学，有文学、地理、历史、宗教、政治、哲学等等这样的学科。我觉得也许可能办得起来的。 　　这个就需要有两笔钱。第一笔钱就是搞校园的钱，估计也就是几个亿。第二笔钱，你得为这个大学成立一个基金会，来支持这个大学不断往前发展。如果说有这么一个理想的话，这个钱够不够？有多少都不够了。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——我现在反而不得不努力地做新东方。不努力做新东方，它股价往下掉，这个钱又没了。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努力的理由，一个人要是没理由是努力不下去的。我的理由就是办一所私立大学，这样，我这个钱的出路就有了。 　　我讲这些话全部都是真心话，绝对不是讲给社会听。当然，剩下有多余的时间的话，我会全世界旅行旅行，买点珍藏版的书，这也是花钱的活儿。我没有收藏的爱好，我惟一的收藏品就是我自己坐飞机的飞机票、到各地旅游的门票，我都会贴在我一本特制的笔记本上，写上日期。我不收藏昂贵的东西，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 　　上市那天，我老婆孩子并不在场，她算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，在新东方呆了五年，很有感情。但是整体来说，她对有多少钱是不太在乎的，因为她知道家里有足够的钱了。她跟我有一个同样的观念：在此基础上给孩子留的钱越多，一定对孩子的伤害越大。 　　从法律意义上来说，我赚的每一分钱我老婆都应该有一半，所以我要花钱就必须要经过她的同意，比如说我想办私立大学，想资助贫困学生，如果我老婆不点头的话